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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房拆迁后该如何继承?近来，上海浦东和南汇两家法院出现了””同案不同判””的意见和做法：一方认为拆迁后的安置房是原有私房价值的形态转换，有遗嘱的仍应按遗嘱继承;一方认为私房拆迁后即为房屋灭失、遗嘱失效，现房应重新按法定继承。
转型时期的私房拆迁是事关千家万户的社会敏感问题，因拆迁而衍生的侵权事件已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少悲剧。鉴于《继承法》的效力和作用高于《拆迁条例》，我认为，私房即使拆迁，也应受到宪法及《继承法》的保护，任何个人和组织不能以拆迁为名，否定和削弱《继承法》对公民财产的保护，更不能以房产权证登记来对抗继承法””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””的法律。目前，随着《物权法》的颁布实施，饱受争议的拆迁制度即将修订和废止，法院应该审时度势用法律来纠正因拆迁而造成的公民私权被侵、受损的不合理现象，而不是助长投机取巧者钻法律空子借拆迁之机攫取不当得利。因此，拆迁后的房屋究竟是依遗嘱继承还是依法定继承?法院应有相应的司法解释，而不能随意由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让公民为拆迁反复买单，并承担因拆迁而带来的财产灭失风险。为了求证拆迁后的私房是否真正灭失?现将本案系争房屋的来龙去脉和审理情况介绍如下。希望通过向论坛””抛砖引玉””，恳请媒体、法学专家对本案遗嘱继承权因私房拆迁而随之””被拆迁””的做法是否违宪、违法作出客观的评判。
一、缘起一场跨越20年的家庭遗产纠纷案
我家住上海，父母曾生有二子一女，长子、我(次子)和妹妹。长子结婚后与父母因争夺住房长期争吵。父母不堪忍受长子一家的骚扰和虐待，于1986年7月15日到公证处办理了析产和遗嘱公证手续，排除了长子的继承权,明确他们去世后遗产分别由我和妹妹继承。1988年底，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。1990年，长子首次以分割、继承母亲遗产为由提起诉讼，被法院以公证遗嘱，裁定排除了他的继承权。妹妹继承母亲遗产后，长子不久就搬往别处，从此与父亲、弟妹断绝往来，家庭亲情关系名存实亡。因怀恨被排除继承权，直至父亲去世的18年间，长子都未登门对父亲尽过一次赡养义务或精神抚慰。
1997年，私房动迁时，父亲、我和女儿按户口被安置到上海浦东博华路，之后，又将房屋置换到现在浦东南码头路37平方米住房。2001年3月，经协商，由我出资13250元和父亲办理了售后公房按份共有的产权证。随后，父亲在公证遗嘱的基础上，于2005年2月3日又与我签署了一份《购买公房协议书》，针对””按份共有””产权另行作出了附义务、附条件的确权约定：1、明确我是房屋的实际产权人;2、约定我无条件地免费让他居住到死亡，并授权我在他死后全权处置房屋。实际上自1995年父亲脑梗病危将公证遗嘱托付我时，我就先行垫付了父亲的一切医疗、生活开支，按父亲要求履行了指定遗嘱继承人应尽的赡养义务和协议约定。2005年7月15日，父亲根据我尽心赡养他的实情，在最后一份遗嘱中写明：””我死前结余人民币9万元和金戒指三只，统统归王斯纲一人所有。””次年6月21日父亲因病去世，我和妹妹按父亲留下的遗嘱毫无争议的继承和处分了父亲的遗产。2008年12月9日，父亲去世两年后，长子再次将我和妹妹列为被告，向法院要求按份继承父亲遗产。2009年6月3日，浦东新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，虽然被继承人办理过公证遗嘱，但其标的物已被拆迁，且并未办理相关公证遗嘱的变更，故认定该遗嘱已经失效，并对《购买公房协议书》中关于系争房屋的确权、约定和处分意见，法院以””不足确信””，未予采纳。因此，三份至关重要的优势证据，被法官砍去两个，只采纳了最后一份自书遗嘱，即9万元和3只金戒指由我按遗嘱继承,而将系争房屋定为未处分遗产(折价22.5万元)由三子女法定继承。由于法官认定前两份遗嘱证据失权，最后法院虽然判令由我继承父亲所有遗产，但须分别支付长子3万元(因未尽赡养义务而少分)和妹妹8.5万元(包括先期支付的1.8万元)。
一审判决后，原、被告均因不服，先后向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经过长达半年的延期审理，2010年1月5日，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20年前父母因长子忤逆不孝，以公证遗嘱排除了他的继承权。20年后因私房拆迁，法官却以遗嘱失效为由，又帮助不尽赡养义务、遗弃被继承人的长子恢复了继承权。
“”私房拆迁并不意味财产灭失和遗嘱失效?””根据上海南汇人民法院的案例，我因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””法定继承””的终审判决，于2010年5月12日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出申请再审(沪高民一(民)申字第604号)。6月28日，市高院再审法官在约见谈话时要求我撤拆，她认为，房屋拆迁后被继承人应另立遗嘱，并笼统地表示，现有系争房的确权要以《物权法》规定的产权登记为准，双方签订的协议证明不足为信。当事人当即质疑：《物权法》2007年才实施，协议是2001年签订，被继承人2006年去世，他怎么知道《物权法》的规定?但法官不置可否。并对当事人引证的3例法院认定的””特别约定和协议证明有效””产权转移登记案例，再审法官又以我国不是案例法国家为由加以排斥和否定。
二、私房拆迁理应按遗嘱继承，为何本案不能””同案同判””?
原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?适用法律是否正确?被告证据是否失权?从客观事实来看，本案存有诸多疑问。
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是公正司法的准则。当前，正值社会转型时期，征地、搬迁、拆迁、强迁中争议现象屡见不鲜，由此激发的矛盾纠纷、社会热点和法律盲点层出不穷。2009年6月8日和11日，在本案一审前，上海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曾先后报道：上海南汇区人民法院依据客观事实和常理，对一起姐妹之间的遗嘱继承纠纷案作出判决，认定被继承人获得的拆迁安置房份额应按遗嘱继承。并认为，虽然遗嘱所涉房屋因动迁确已不存在，但获得的安置房显然是其原有房屋价值和形态的转换。故对原告认为遗嘱所指标的物已灭失、遗嘱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。一审判决后，双方息诉止争，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相得益彰。反观本案，官司从2009年1月打到2010年1月，一、二审法院在拆迁房屋是否灭失、公证遗嘱是否有效的认定上却与南汇区法院截然不同，判决效果也差强人意。为什么同在浦东却不能同案同判?
三、将系争房屋列为遗嘱未处分财产，违背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，违反了客观真实为依据的实体公正办案原则。
本案大量事实证明，被继承人不仅在《遗嘱继承公证书》中指定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，而且在系争房屋《协议书》中明确了我是该房的实际产权人，他是名义产权人，并授权我在他死后全权处置系争房屋。那么，在事实上我就拥有了房屋的使用权、继承权和处分权。尽管1997年遗嘱继承的私房已拆迁，但我拥有的遗嘱继承权没被公证撤销，且系争房不管公有还是私有，客观上都来源于公证遗嘱所指的标的物，被继承人生前在《协议》和草稿中也已对房产归属有过非常明确的证明：1、售后公房是我出资购买的;2、该房购买后即是我的私有财产;3、他去世后，《协议》所载的住房产权统统由我收回，这是合理、合法、无可非议的。由此证明，系争房屋是被继承人已经约定处分的财产。连被继承人都认定产权由我收回是合法的，但原审法官却越俎代庖，胡乱断定””协议不足确信””，人为造成优势证据失权，将原本已处分的系争房屋，擅改为法定继承，严重妨碍了实体公正的实现。显然，法官善恶不分、是非不明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危害胜过了暴力拆迁。它不仅滥用公权消耗司法资源，侵犯被继承人的财产处分权和我的遗嘱继承权，而且成了新的家庭遗产纠纷的””麻烦制造者””，使真正尽了赡养义务的人蒙受了不应有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。
私房拆迁不是拆毁，不能因此就推定为财产灭失。遗嘱标的物被拆迁，不等于财产的灭失和私权的缺失，它可以易地再建、置换或转为货币及其它财产。商品经济社会，人、财、物瞬息万变是常有的事，苛求公民随时到公证机关办理遗嘱变更手续，势必增加成本支出，如果不办就得遭受遗嘱被拆迁的处置，这显得太霸道了。除了公证遗嘱，难道公民就不能用协议、约定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吗?因拆迁而衍生的侵犯人权、私权的事件已给不少百姓造成了了悲剧和伤痛。因此，动迁后的房屋如何维权?如何继承?法院应有相应的依据标准或司法解释。上海南汇法院认定””虽然遗嘱所涉房屋因动迁确已不存在，但被继承人获得的房产份额，是原有房屋形态和房产价值的转换，因而转换后的房屋仍应按遗嘱继承。””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范，它依据事实，能动司法，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完美体现。中国虽说不是判例法国家，但决不能因此就成为少数法官滥用公权的””挡箭牌”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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